5年跟随，如今已是高龄产妇，却换不来最基本的人情体恤。随着这一令人瞠目的新闻释出，舆论除了对于店方老板本能的愤慨外，对于“受害者”本人似乎也并没有过多的同情。从第一次怀孕被“二选一”的经历中似乎给出了老板的“道德画像”，而当事员工在妥协之余还要自费2万被迫终止妊娠，这一情节无疑给大多数网友带来了“不适感”。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即便当事人有权决定胎儿的生命权，但当这一决定已然脱离主观因素而被某种利益所胁迫变成一种不得已的选项时，你的妥协显然透露着懦弱。因此，基于正常人的逻辑而言，当第一次生育权以“二选一”的形式被剥夺时，完全可以预见下一次伤害。不幸的是，当事人的“鼠目寸光”，致使这一次变成“没得选”。

有网友感叹：即便是福利待遇优厚的体制工作都不至于如此看重，一个服装店却困住了人生？

对于赵女士放弃孩子继续实现“工作价值”的选择，可能确实存在着不为人知的隐衷。要么是出于刚需支出的压力，亦或是出于无技傍身的自卑，以及失去工作难以生存的担忧。假若这种揣测成立，令人担忧的是，一个服装店尚且能够让一个人“狭隘”到如此境地，若是规模化的员工岂不任人宰割？

因此，员工的悲哀，归根结底还是职员本身的懦性和幻想在自我戕害。透过赵女士的遭遇，有人感叹现代女性的职场生存状况差，但对于现实而言，这种“生存状况差”的现象更多的是一种认知偏差，换言之，这种“悲鸣”的传播体现的正是如赵女士同样属性法律意识淡薄、择业价值存在遮蔽的群体现象。

联系当下雇佣关系的纠纷，员工法律意识淡薄、面对资本的懦弱和畏惧心理，才会被公司不平等待遇甚至连续欺压。为什么公司可以脱离律法随意压榨员工工资和假期？为什么公司敢堂而皇之地剥夺员工生育权？

不是律法没有威慑力，而是没有人提起，或者不愿相信法律，这才让无视规则的人肆意践踏“弱者”的权利。起初，他们也在忐忑的试探，只是后来发现，并没有人出来抗议，于是他们便成为了规则的制定者，想方设法压榨劳动者剩余价值，从心安理得到理直气壮再到变本加厉。